“ 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当前这些社会职能开支约占各国国民收入的1/4～1/3。社会职能可基本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医疗和教育，另一块则是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
“ 在如今的发达国家，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一般占国民收入的10%～15%（甚至到20%）。与教育和医疗上的公共开支不同（尽管教育和医疗开支也可视为某种转移支付），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可直接构成家庭可支配收入：政府将大量税款和社保缴款收上来，然后以替代收入（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和转移支付（家庭补贴以及低收入补助等）形式支付给其他家庭，这样家庭可支配收入总和会保持不变。”
“ 总之，现代财富再分配并不涉及将收入从富人转移至穷人处，至少不是那么直接。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公共服务和替代收入来实现社会的公平，至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领域”
“ 另外，无论增长收入如何在不同种类的需求中分配，一旦公共部门的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组织问题”
“ 在世界各大洲的所有国家，教育公共开支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推动社会流动。既定的目标是为了让所有人不论其社会背景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
“ 教育和劳动收入之间的代际关系，即衡量技能等级长期传承的指标，从长远看并没有朝着加速流动的方向发展，甚至近些年来社会流动可能已经下降了。”
“ 遵从多数统治的原则，那些自诩为上流阶级者只有在致力于多数人的权利时才可保持其政治统治权力。随着传统上流社会特权的消逝，民主浪潮将面临源自社会精英阶层的第二次反击，他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和能力索取更多的特权，社会也无法理智地使其完全丧失这些特权。”
“ 定义不公平的意义以及证明胜利者的地位合理是极为重要的，而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混淆和曲解。”
“ 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常理。每个重要政治巨变的核心都包含着财政革命。”
“ 特别是在中产阶层那里，他们显然无法接受自己比上层社会纳税更多。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将蓬勃而起：既然整个体系不公正，为什么要继续为他人埋单？如果现代社会国家想要继续保持生命力，基本税收体系保持最低限度的累进很必要，或者至少不能在收入顶层发展为明显的累退。”
“ 如果税收体系不能更加累进，在自由贸易中得益最少的人会大力反对它，这毫不奇怪。为了确保每个人都从全球化受益，累进税不可或缺，越来越多的累进税明显缺位，可能最终会侵蚀经济全球化的根基。”
“ 没有将经济体系民主化的政治民主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
“ 当经济和金融精英必须维护自身利益时，其虚伪程度让人触目惊心—这也包括经济学家，他们在美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中占据令人嫉妒的地位。一些经济学家怀有保护一己私利的不良倾向，却难以置信地宣称他们在捍卫公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