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2018-12-24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陷入萧条时，中央政府只能为保证基本的福利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它必须制订精密的计划应对严峻的局面，它必须对民众的活动实施更大的控制，如果恶化的经济状况造成政治动荡或公然叛乱的话（这是非常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央政府必须进行干涉以维持公共秩序和自己的权威。

但权力的本质就是：即使是那些并没有主动追求权力而是被迫接受权力的人也会渴望得到更多的权力。

在如今的普遍条件下，医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会被某些有基因缺陷的个体的生存率的提高抵消掉。

民主几乎不可能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逐步集中与集权的社会里蓬勃发展。但技术的进步已经并且仍在继续导致这种权力的集中与集权。

真正无药可救的精神病患者是那些看上去很正常的人。“他们许多人很正常是因为他们非常适应我们的生存模式，因为他们从早年就失去了发出人性呐喊的声音，他们甚至不会去挣扎，或承受苦难，或像精神病患者那样表现出症状。”他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常人，他们只是一个极度不正常的社会里的正常人。他们完美地适应了这个不正常的社会，这就是衡量他们的精神疾病严重程度的尺度。

从混沌中确立秩序，在不协调中构建和谐，从多样性中归纳出统一性的愿望是一种思想本能，是精神的基本冲动。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王国内，我所说的“渴望秩序的意志”的作用大体上是好事。
在社会范畴和政治经济的范畴里，渴望秩序的意志造成了真正的危险。

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由自由合作的个体组成的实行自我管理的社区里，自由才能存在和拥有意义。

城市生活是匿名性的，也是抽象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完整的人格，而是经济功能的体现，当他们不工作时，就只是不负责任的贪图享乐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个体会感觉到孤单和无足轻重。他们的存在失去了任何意义。

一个组织既没有意识也没有生命。它只有工具性和派生的价值。它本身并不美好，它的价值完全在于它如何能够让构成集体总和的个体获益。让组织优先于个人就是让目标服从于手段，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