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2020-07-19

不过，现代疑虑的典型现象，并不是一种上述积极性的疑虑表现，而是一种冷淡的态度，认为一切事皆属可能，没有必然的事。很多人对一切的事物、工作、政治及道德皆感到困惑，这种人正有增无已。更不幸地，是他们认为这种困惑是正常的精神状态。他们感到孤独、手足无措、无依无助；他们并非根据自己的思想、情绪及自觉意识来体验他们的生活，而是以他们想象中的生活体验为根据，虽然这些人已经没有积极性的疑虑，但是却有冷淡及相对论来取代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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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合理的信仰，“Credo quia absurdum est”[插图]——“正因荒谬，我才信仰。”——这句话，在心理上完全正确。如果某人提出一项合理的言论，他便是做了一件原则上其他任何人皆能做的事。可是如果他敢提出一项不合理的言论，便显示他超越了一般的才识，因而具有凌驾一般人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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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欲使自己成为世界上的一分子而同时觉得有自我的世界，保持与他人的关系而又维持自己独特的本体，除了对他的能力作创造性的运用之外，别无他途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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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可以遇见一些行为与感觉像是机械般的人；我们发觉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自我的体验；他们对自己的体验，完全基于想象中认为他们做了一个该做的人；如今冷笑取代了欢笑，毫无意识的饶舌取代了互通心声的交谈，愚昧的失望取代了真正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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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区别以下三件事：（1）抑制出于邪恶冲动的行为；（2）抑制这种冲动的意识；（3）对此种冲动作建设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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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压抑的行为的威力却间接地趋于明显，成为弗洛伊德所称“压抑复元”（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中，当一个人的过分热心已发展成与他的虐待狂相反的一种反向形成时，他可能会运用这一“美德”发挥与他原来明显的虐待狂相同的影响：支配与控制他人。虽然他觉得这是德行与优越的表现，可是它对别人的影响，远比明白的虐待狂尤难承受，因为一个人很难抗拒许多“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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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重视培养人民的美德，它必须重视培养人民的创造性，因此也必须重视培养发展创造性的各项环境条件。其中首要的条件，是一切社会与政治活动皆以每个人的发展与成长为目标，人是唯一的目标与对象，人除了他自己之外，不是任何别人或任何事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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