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资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初期总是伴随着风险与企业家精神，但也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

“大致来说，是20世纪的战争消灭了资本存量，给人们带来了资本主义出现结构性改变的假象。”

“资本的属性已有改变：过去大多是土地，今天则以住宅加上工业和金融资产为主，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未减。”

“拥有财富的好处在于，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能继续消费和积累，或者说能够以比自己从事生产更快的速度来继续消费和积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舞台。”

http://t.cn/A6ooz2GR《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路径》

“未来，无论财政还是金融领域，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可能都将进一步加大。”中金认为，一方面，财政的直接支持规模可能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也将继续扩大，央行可能会继续推出与科技创新有关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银行可能也将加大对相关行业和公司的融资支持力度。
尽管本世纪以来，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重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2001年开始的“十五”期间首次提出研发经费支出占比指标后，连续四个五年规划中，这一指标一直未能实现既定目标。正在实施中的“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大于7%、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国家发改委曾表示，按“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7%测算，到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将达到37582亿元，比2020年增加13156亿元。

税收制度是与共同富裕直接相关的调节手段。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其中，“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为首次提出。

此外，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上有所动作，加强对影视明星、网络主播等高收入、高净值人群的税收征管，但个税制度设计上长期存在的“重劳动轻资本”的问题仍待解决。
2019年新一轮个税改革落地后，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收入实行综合征收，统一适用3%—4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还需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征管进一步规范；对高收入群体重要的收入来源——股息、红利及财产租赁、转让等资本性收入，适用20%比例税率，明显低于劳动性收入45%的最高边际税率，同时囿于税务、金融、房地产等部门信息共享限制，大量税源游离在税务部门监控范围之外。加之企业所得税税率明显低于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一些企业家也会选择将部分个人收入转为企业收入。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个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税收征管手段的完善。
中国将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落实“藏粮于地”，加大耕地保护和农田建设力度，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持“藏粮于技”，强化现代种业等科技支撑；优化生产布局，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收储调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粮食供需动态平衡等。

“在法国，从1945年到1948年，通货膨胀连续4年超过50%。这实际上将公共债务削减殆尽，远较1945年征收的特别资本税激进。但是，数百万的小储户被洗劫一空，而这也使得20世纪50年代持续的老年人贫困问题更加恶化。”

“中央银行实际上是干什么的呢？事实上，清楚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央银行本身不创造财富，它们重新分配财富。”

“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必要的贷款为工人支付工资或者为供应商支付货款，行使权力阻止银行或非金融企业倒闭，但它不能强迫企业投资或家庭消费，也不能强迫经济重新开始增长。它也没有权力设定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创造的流动性或许抵挡住了通货紧缩和萧条，但是富裕国家的经济前景依然黯淡，尤其是在欧洲，欧元危机破坏了人们的信心。”

“税收和支出立法的通过需要花费时间，这一事实并非偶然：当意义重大的国民财富份额要改变时，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疏忽。”

“公共债务（比全部私人财富要小得多，也许并不真的那么难以消除）并非我们的主要困扰。最紧要的需求是增加我们的教育资本和阻止我们的自然资本恶化。这是一个远为严重和困难的挑战，因为气候变化不能大笔一挥来消除（或者用资本税，这没有什么不同）”

“全世界公司的公开账目普遍如此：以非常宽泛的统计类别来将数据分组，揭示尽可能少的实际利害关系，而更详细的信息是保留给投资者的。”

“ 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当前这些社会职能开支约占各国国民收入的1/4～1/3。社会职能可基本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医疗和教育，另一块则是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

“ 在如今的发达国家，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一般占国民收入的10%～15%（甚至到20%）。与教育和医疗上的公共开支不同（尽管教育和医疗开支也可视为某种转移支付），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可直接构成家庭可支配收入：政府将大量税款和社保缴款收上来，然后以替代收入（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和转移支付（家庭补贴以及低收入补助等）形式支付给其他家庭，这样家庭可支配收入总和会保持不变。”

“ 总之，现代财富再分配并不涉及将收入从富人转移至穷人处，至少不是那么直接。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公共服务和替代收入来实现社会的公平，至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领域”

“ 另外，无论增长收入如何在不同种类的需求中分配，一旦公共部门的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组织问题”

“ 在世界各大洲的所有国家，教育公共开支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推动社会流动。既定的目标是为了让所有人不论其社会背景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

“ 教育和劳动收入之间的代际关系，即衡量技能等级长期传承的指标，从长远看并没有朝着加速流动的方向发展，甚至近些年来社会流动可能已经下降了。”

“ 遵从多数统治的原则，那些自诩为上流阶级者只有在致力于多数人的权利时才可保持其政治统治权力。随着传统上流社会特权的消逝，民主浪潮将面临源自社会精英阶层的第二次反击，他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和能力索取更多的特权，社会也无法理智地使其完全丧失这些特权。”

“ 定义不公平的意义以及证明胜利者的地位合理是极为重要的，而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混淆和曲解。”

“ 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常理。每个重要政治巨变的核心都包含着财政革命。”

“ 特别是在中产阶层那里，他们显然无法接受自己比上层社会纳税更多。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将蓬勃而起：既然整个体系不公正，为什么要继续为他人埋单？如果现代社会国家想要继续保持生命力，基本税收体系保持最低限度的累进很必要，或者至少不能在收入顶层发展为明显的累退。”

“ 如果税收体系不能更加累进，在自由贸易中得益最少的人会大力反对它，这毫不奇怪。为了确保每个人都从全球化受益，累进税不可或缺，越来越多的累进税明显缺位，可能最终会侵蚀经济全球化的根基。”

“ 没有将经济体系民主化的政治民主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

“ 当经济和金融精英必须维护自身利益时，其虚伪程度让人触目惊心—这也包括经济学家，他们在美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中占据令人嫉妒的地位。一些经济学家怀有保护一己私利的不良倾向，却难以置信地宣称他们在捍卫公众利益。”

“我也注意到，1990年以后税收数据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难了。部分原因在于，计算机时代到来，税务部门中断了对详细税收统计数据的发布，而在以前税务部门出于自身目的需要发布这些数据。这有时也意味着这样一个悖论，那就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据资料反而难获取了（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富裕国家）。最重要的是，数据资料的获取难度增加似乎与人们对累进所得税的不满情绪有关，这一税制大体上是由特定政府和国际组织设计出的。”

“ 那些有权决定薪酬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慷慨的动机，或至少会对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给出过度乐观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