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精神强迫症的本质是那些在禁锢下行动的人仍然以为自己在自由行动。思想控制的受害者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对于他来说，监狱的高墙是看不见的，他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别人才知道他并不自由。他的奴役完全是客观性的。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现代大都市的生活是匿名性的，原子化的，并非完整意义的人文生活。但是，大都市变得越来越大，工业都市的生活模式一直没有改变。

对思想自由和提出异议的权力如此不感兴趣，实在是令人感到担忧，但并不是很令人吃惊。
学会了过上有吃有喝的生活而不需要使用翅膀的鸟很快就会放弃飞翔的权力，永远停留在地面上。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完全符合科学的独裁体制会被推翻。

确实，许多年轻人似乎并不珍惜自由。但我们当中有人仍然相信，失去了自由，人就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因此，自由是最高的价值。或许现在威胁自由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没办法长久地抵抗下去，但不管怎样，我们的责任就是尽自己的能力进行抵抗。

有时候，人对人做出可怕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是出于对残忍手段本身可怖而又迷人的魅力的热爱。但是，更经常发生的事情是，施虐是以功利主义、神学思想或国家利益为名义进行的。

强烈而持续的恐惧令他们崩溃，使得他们变得非常容易顺从听话。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加质疑地接受了布道者的神学宣示。

人们实际所看到的听到的内容要比他们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内容多得多，他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内容被记录在无意识层面里，或许会影响他们有意识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而在文明人的生活中，大众娱乐如今扮演着宗教在中世纪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这个时代被起了很多别名——焦虑时代、原子时代、太空时代，或许还可以被称为电视上瘾时代、肥皂剧时代、唱片骑师时代。

总而言之，一个人的心理抵抗越弱，洗脑灌输的暗示就会越有效。

但增强已经存在的信仰并不足够，如果宣传人员要配得上他们的地位的话，就必须创造新的信仰，必须知道如何争取到那些漠不关心和犹豫不决的人，必须能够缓和矛盾，甚至可以化敌为友。除了无意识的主张和命令之外，他们还必须加上无意识的劝诱。
在意识层面，非理性的劝诱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联想式劝诱。宣传工作者刻意将他选中的商品、候选人或事情与某个文化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美好的理念、人物形象或事物联系起来。因此，在促销时，女性的美或许会被武断地与从推土机到利尿剂的任何事物联系在一起；在选战中，爱国主义可以跟种族隔离或种族融合，跟诸如圣雄甘地或参议员麦卡锡的任何人联系在一起。

个体的生命和社会的传承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文化。每一个人在生物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有别于所有其他个体。因此，自由是一桩好事，宽容是高尚的价值，而严格管制则是巨大的不幸。

在我们完全理解一切之前必须知道一切。这句话没有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一切。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片面的理解和直接的原因——包括伟人的影响。

对于白蚁来说，为白蚁窝服务就是最好的自由。但人类并没有彻底的社会性，他们只是有一定的群居性。他们的社会不是像白蚁窝或蚁穴那样的有机体，而只是组织，换言之，是为了集体生活而创造的机器。

光有正确的知识与合理的原则并不足够。平淡的真相或许会被令人兴奋激动的谎言所掩盖。对激情的巧妙利用总是良好的决心所无法抵挡的。只有接受彻底的对宣传手段进行分析和看穿它的诡辩的培训，才能消除虚伪而有害的宣传的影响。

而他做这些事情，不是像道德家那样希望让人变得更美好，或像医生那样希望治病救人，只是为了寻找出为了老板的经济利益利用他们的无知和非理性的最佳方式。

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和平与自由，但只有一小部分人对促成和平与自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怀有热情。相反，几乎没有人想要战争或暴政，但许多人会在促成战争和暴政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得到快感。

有效的理性宣传只有在当事的各方对符号的本质以及它们与所象征的事物和事件的关系有明确的认识时才可能实现。非理性宣传的效力取决于群众无法理解符号的本质。头脑简单的人总是会将符号等同于它们所代表的事情，将宣传工作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的词语当成是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和时间的特征。

我们能不能学会享受歌唱或听歌的快乐，而不去轻易相信歌曲中传递的宣传内容？这又是一个问题。

孩子们对宣传毫无抗拒能力。他们对世界及其运作方式一无所知，因此，完全没有戒备心。他们还没有养成批判的能力。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人还没有达到能进行理性思考的年龄，而大一些的人则缺乏让刚刚获得的理性有效运作的阅历。

政治宣传人员只会利用选民的弱点，而不是他们潜在的力量。他们不会尝试去教育群众，让他们变得适合实施自治。他们只满足于操纵和压榨他们。

自由主义只能在繁荣的环境里才能够蓬勃发展，而随着经济步入萧条，政府必须进行更加频繁而猛烈的干预，从而导致民主的式微。

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层面，总是发生的情况是，没有时间去收集相关的事实或权衡它们的意义轻重。我们只能被迫在证据并不充分和不如逻辑那么可靠的感觉的指引下行事。怀着最好的善意，我们不能总是完全符合真相或一直保持理性。我们能够去做的，就是在情况允许之下，尽可能符合真相和保持理性，并尽我们的能力对别人提供给我们的有限的真相和不完美的推理作出回应。

全民识字和自由出版的早期支持者只想到了宣传工作的两个可能性：宣传或许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他们没有预见到在所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都会发生的事情——庞大的大众传媒行业的发展，关心的并不是内容的真与假，而是不切实际的根本无关紧要的内容。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预见到人类对于消遣的几乎欲壑难填的渴求。

只有警醒的人才能够维护他们的自由，只有那些一直理智地活在当下的人才能有望通过民主制度实现自我治理。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如果大部分时间不是活在当下和可预测的未来，而是生活在虚无飘渺的运动、肥皂剧、神话构建的奇幻迷离的世界里时，将很难抵挡想要操纵控制他们的人一步步的侵蚀。

“引发最大规模革命的驱动力从来不是说服了群众的科学的教诲，而总是鼓舞他们的忠诚和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某种歇斯底里的情绪。任何希望获得群众支持的人都必须掌控打开他们的心扉的钥匙……”

他绝不能承认自己或许是错的，或观点不同的人有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他们不应该与对手进行辩论，而是应该对其进行抨击，用音量压倒他们，如果他们实在是太讨厌，就把他们消灭。道德上有洁癖的知识分子或许会对这种事情感到震惊。但群众总是相信“先声夺人者是正确的”。

美德和智慧属于彼此自由结合的小群体中的个体，而罪恶和愚昧也是。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陷入萧条时，中央政府只能为保证基本的福利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它必须制订精密的计划应对严峻的局面，它必须对民众的活动实施更大的控制，如果恶化的经济状况造成政治动荡或公然叛乱的话（这是非常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央政府必须进行干涉以维持公共秩序和自己的权威。

但权力的本质就是：即使是那些并没有主动追求权力而是被迫接受权力的人也会渴望得到更多的权力。

在如今的普遍条件下，医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会被某些有基因缺陷的个体的生存率的提高抵消掉。

民主几乎不可能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逐步集中与集权的社会里蓬勃发展。但技术的进步已经并且仍在继续导致这种权力的集中与集权。

真正无药可救的精神病患者是那些看上去很正常的人。“他们许多人很正常是因为他们非常适应我们的生存模式，因为他们从早年就失去了发出人性呐喊的声音，他们甚至不会去挣扎，或承受苦难，或像精神病患者那样表现出症状。”他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常人，他们只是一个极度不正常的社会里的正常人。他们完美地适应了这个不正常的社会，这就是衡量他们的精神疾病严重程度的尺度。

从混沌中确立秩序，在不协调中构建和谐，从多样性中归纳出统一性的愿望是一种思想本能，是精神的基本冲动。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王国内，我所说的“渴望秩序的意志”的作用大体上是好事。
在社会范畴和政治经济的范畴里，渴望秩序的意志造成了真正的危险。

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由自由合作的个体组成的实行自我管理的社区里，自由才能存在和拥有意义。

城市生活是匿名性的，也是抽象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完整的人格，而是经济功能的体现，当他们不工作时，就只是不负责任的贪图享乐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个体会感觉到孤单和无足轻重。他们的存在失去了任何意义。

一个组织既没有意识也没有生命。它只有工具性和派生的价值。它本身并不美好，它的价值完全在于它如何能够让构成集体总和的个体获益。让组织优先于个人就是让目标服从于手段，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

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消亡，性的自由会相应地增加作为补偿。

而这就是快乐和美德的秘密——热爱你必须去做的事情。培育的目标就是：让人们热爱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使命。

道德教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是理性的。

事实上，比起痛苦的过度补偿，幸福看上去总是很猥琐。当然，稳定没有动荡那么壮观。得到满足当然比不上与不幸进行搏斗那么令人心醉神迷，也不像与诱惑进行斗争，或由于激情或困惑而遭到致命的打击那么动人心魄。幸福从来就不是宏伟壮丽的。

那是稳定的另一个代价。与幸福不相兼容的事情不只是艺术。还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给它套上笼头和缰绳。